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，迄今是個難解的謎，他失蹤的實際過程，更撲朔迷離，延伸出各式各樣的傳說。如許紛紜的眾說，全起自燕王朱棣（即篡位後的永樂帝）大軍開進南京金川門之後，建文帝的動靜和去向。
據《明史 本紀第四 恭閔帝》記載：「宮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終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於火中，越八日壬申葬之。」可是立即又說：「或云帝由地道出亡。」
《明史》是清朝初年編修的，像這樣模稜兩可的『正史』實在因為事實的真相早已為永樂帝本人，刻意的抹殺隱瞞，而再也難明了。
主張焚死的自然不可能有任何枝節蔓延，出亡一說則引起後人無數的猜測與幻想。
『靖難』數十年後，一些建文亡臣的事蹟傳聞就已經開始流行，比如由鄭僖紀其事的《忠賢奇秘錄》（見明史列傳三十一）。萬歷間，又有史仲彬的《致身錄》、程濟的《從亡筆記》等出現。敘述建文帝如何出亡，如何祝髮為僧，並出亡後流落江湖紅塵，輾轉旅途的種種苦況，人證事例確鑿俱在。
清初谷應泰的《明史紀事本末》更集大成似地有頭有尾發展了完整的一個故事，就好像建文帝後半生的流水帳！但無論這些記錄是歷史還是野史，有一個現象特別引人注意，便是在川、滇、黔、桂一帶，直到現在（特別是指目下的電腦網路上）都仍然傳聞出建文帝曾到過的一些蹤跡。
而不少現代歷史學家，細心地爬梳了浩如瀚海的筆記，比對過精心打造的真偽資料，詳審著層層密密的蛛絲馬跡，抽絲剝繭，決心要為歷史的真相還一個公道。
孟森《明史講義》自《明史》本身的列傳內便舉出有力的證據，更由萬季野《明史稿》成書的來龍去脈，而論定建文帝經浦洽削髮後出亡。
又高陽《明朝的皇帝》一書，則對勘《長陵功德碑》和《成祖實錄》（明世宗嘉靖將永樂的廟號由『太宗』改為『成祖』）也提出有力的論斷，認為建文帝化裝和尚遁去。
建文帝遁去之後，身兼『靖難之變』導演和第一男主角的永樂皇帝，又為這整個事件，更加上了一層肅殺的嚴霜！那便是他對建文帝忠臣的誅殺之慘絕人寰。
方孝孺被誅十族。景清被瓜蔓抄。卓敬誅三族。方孝孺一案被殺的就已有873人，凡被誅一族的少說也會有百人被殺，被牽連戍邊的就更不可勝計了。朱棣篡位後，公佈的『奸惡』名單超過五十人，一說二百多人。（好像美國軍方以撲克牌面值來通緝伊拉克戰犯。）而他處死這些『奸惡』的手段，更是慘無人道，駭人聽聞。方孝孺被「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」。兵部尚書鐵鉉被「割其耳鼻」，並「寸磔之」，然後又油炸其屍。（以上俱見《明史紀事本末》。）這些儒臣一未作姦犯科，二無貪贓索賄，三不欺凌百姓，卻遭到如此空前的殘害。這全因朱棣一人之淫威，便造就了千古後聞之讀之都令人髮指的恨事。
不但如此，朱棣篡位後，根本不承認建文帝是明朝直系承傳中的一環。對建文帝在位的四年，他改為仍用『洪武』紀年，稱忠於建文的朝臣為『奸惡』，稱他取消建文時的施政為『革除』等。
猶有甚者，他處置這些儒臣妻女家屬的陰損毒辣行徑，亦令人不齒。她們不是被發在教坊司，就是派給工匠、象奴、甚至送入軍營，任人糟蹋。齊泰的一個姊姊，黃子澄的妻子、妹妹，都因此生了孩子，朱棣欽批：「小的長到大，便是搖錢的樹兒。」又有茅大芳妻張氏不堪折磨死了，朱棣下聖旨：「抬出門去著狗吃了。」無怪乎高陽也憤憤地說：「請想，這是什麼皇帝。」（見《明朝的皇帝》頁
34 ）
朱棣與朱允炆乃叔姪關係，我們實在難以理解，為何朱棣的怨毒仇恨會如此的強烈？（就好像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深仇大恨。）憤而做出如此變態殘酷的行為來？他自己曾說過一番話，或許可以讓我們據以猜測：「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，
身為天子親屬，旦夕莫必其命，縣官待我如此，天下何事不可為乎！」他是氣不過被那些愚蠢又自以為是的文士，如此不公平地暗算對付，而激怒的。同時，圍繞他身邊的一些術士，如和尚道衍、相士袁珙、卜者金忠，則處心積慮的要挑唆他起兵稱王。最有名的一例就是道衍（其實是假和尚）在朱棣仍為燕王時，便說要給他一頂白帽子戴（王上頭加白成『皇』）。所以，朱棣與建文間的鬥爭，可以說是北方軍人與南方文人間的鬥爭。是『料事如神』的術士與『食古不化』的文士間的鬥爭。那些真正尊崇孔子教化的儒者，是天底下『最不自私』的一種人（我們幾乎可以立即聯想到國父孫中山先生手書的『天下為公』四字）。而明朝幾乎所有的皇帝都難逃『自私』兩字！所以靖難之役，也是自私者與不自私者間的鬥爭！
當時天下百姓，甚至我們後世的人，都對建文帝和死難諸臣充滿同情和婉惜。等永樂朝一過，仁宗即位便已開始寬宥建文諸臣家屬。到南明弘光帝時（西元
1645 ），上建文諡號為『讓皇帝』認為是他『遜國』給永樂的。
如果深究，這個諡法不見得洽當。試想若建文在遁去後不久，便能挺身號召朝廷原有的軍隊和逃亡諸臣，並打出一面『正統』的旗號，則仍有可能與朱棣一較長短的。但為何建文帝卻始終一無作為呢？
我想，從這兒便可看出朱棣的陰刻！這正是他所以要大開殺戒豎立淫威的原因！天下讀書人種子，雖然並不一定就此被殺光，可是，當時有氣節的讀書人，若未死絕，也定然一時間被殺怕了！『天地正氣』在這一時間內，正是經歷了最無情的考驗，最無妄的災變，和最致命的殘傷！
這個殘傷對後世的影響是極大極大的！孟森《明史講義》第二章第四節《靖難以後明運之隆替》中，便已注意到一種情形，即《明史
循吏傳》內，有傳和有提到名字的循吏的數目，從英宗正統以後驟然下降：「蓋全傳百二十人，宣德以前六十餘年間得百人以上，正統至嘉靖百三十餘年間得十餘人，隆、萬五十餘年間僅兩人，天、崇兩朝則無一人。」
循吏即「多循良之績」和「愛民勤政」的官吏。正統最後一年是西元 1449。朱棣對『奸惡』展開血腥大屠殺的壬午年，即建文失蹤的那年，是西元1402，在還不到五十年間，前此國家儲備的人才已經用罄，連帶讀書人的士氣，也都後繼乏力無從挽救了！因此，他對讀書人的濫殺，和對讀書人氣節所造成的戕害，是無從寬貸的！
不但如此，朱棣篡位後，他的變態心理變本加厲。任用酷吏陳瑛、紀剛等，繼續展開清算手段，來對付那些已經降服了他的官吏，對他們深文羅織，非到破其家而不止。之後，意猶未竟，他更利用宦官設立了東廠，將無法無天恐怖統治的毒爪，伸向全國的人民，遺下無窮的後患。
幾乎被他一手扼殺的正統儒學，成長在這樣桎梏變態的環境中，呈現出極度貧血的不良現象。人類思維的觸角，向身外的社會與世界探索的空間被膠固凝結，結果只好返向內省。因此，其後集大成的王陽明心學裏，毫無科學觀念。只能致其內心的『良知』上發展，完全不懂得也不去理會如何『格物』（也就是自然科學研究）。不但不實用，並其『良知』的本質仍然只是在『為帝王所用』。
可是，我們現代人往往會驚喜地的發現，在中國明朝的『民間』，竟有許多科技發展，幾乎有領先世界數十到百年之久的趨勢！中國人民本身的智慧聰明，在被朝廷忽視蔑視、被高層社會近視短視的情況下，竟發著耀世，也是傲世的光芒！比如李時珍的中醫草藥分類研究（十六世紀末）、徐霞客的全國地理實地勘探（十七世紀初）、宋應星的工業百科全書編纂等（十七世紀中）。
而其中最早（十五世紀初）也是最驚世駭俗的一項便是當時南京的『龍江造船廠』，該廠為鄭和下洋通番，打造了不計其數的遠洋船艦。其中作為三寶太監船隊主帥艦的寶船（最大的一種），長四十四丈四尺，闊十八丈，是萬噸級的遠洋巨艦。
現代學者往往將此事，與鑄永樂大鐘，編永樂大典等，認為是朱棣的偉大功業。其實大則大矣，若從他做此事的心態和角度出發，以及下西洋這整個事件逐漸發生的過程來探究，七次（或說八次）下西洋，其弊是多於利的。
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所謂的『朝貢貿易』。每次下洋，滿載大量絲綢、陶瓷等中國名揚國際的高級日用品，換回國內的卻是香料、珠寶等的皇家奢侈品。這些絲綢、陶瓷等商品，主要由當時的官辦手工業承應，七次下洋，需求量遠遠超過負荷量。加上官吏的欺壓工匠，造成後來工匠不堪承受而大量的逃亡。這樣的情況，對官辦手工業科技的進步發展，不但無益，實為破壞。
另一面，當時中國這些造船工人的技術和造船廠的運作，不但世界一流，並且舉世無雙！可是如今龍江船場幾乎已從南京地圖上消失。從2003年8月到2004年7月，南京博物館對船廠遺址中的六號船塢，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，取出了近兩千件文物，使我們得以於鄭和遠航六百週年（2005年）的今天來緬懷船廠昔日的盛況。
像這樣一個世界一流的尖端科技、超級傲世的國家建設，在中國消失，而且消失得那麼快，若說其存在是永樂帝的功勞，那麼其迅速的沒落，正顯示主其事者永樂帝的沒有遠見、對船廠的扶植缺乏科學性的管理與建樹，這才是真正致命的原因。
他對國家辛苦培育出來的那些先進人才，進行無謂的殘殺，不但愚蠢至極，更應被視為中國專制帝王歷史上的一個千古罪人。因為方孝孺與其他儒臣，在他們被殺掉的千百門生之中，肯定會有不少佼佼者，當然也有可能出現一兩個像沈括那樣有科學頭腦的人才來。如果這個設想正確，那麼明朝那些根植於民間的各種先進工業技術，經得這樣的人才和其聰明才智的灌注，那麼十五世紀初葉或中葉，中國就極可能地再次領先全球，發展出工業技術革命，因而邁出現代工業化的第一步。不論是否如此歷史就將從新改寫，至少到了十八世紀時，中國的科技絕不會竟落後西方五六十年！ |
